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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普虽然是一个大公司,但是它从来没有领导过哪次技术浪潮。因此,它开创出一个新行业的可能性不大。(它不同于苹果,后者从来就有创新的基因,因此可以完成从微机到iPod再到iPhone的过渡。前者则很难转型。)它是当年以半导体和计算机硬件为核心时代的硅谷的代表,而今天的硅谷,半导体已经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惠普已经不能代表今天硅谷的潮流了,这也是我在开始时讲惠普是黯淡了的巨星的原因。美国司法部状告微软垄断行为的反垄断诉讼正式拉开序幕。1997年,美国参议员举行了听证会,盖茨和网景的CEO巴克斯代尔、太阳公司CEO马可尼里、DELL的创始人戴尔等IT领域的巨头出席作证。会上,当盖茨反复强调微软没有在软件行业形成垄断时,巴克斯代尔说,请在座的各位中没有用微软产品的人举手。整个会场没人举手。巴克斯代尔再次强调,请按我说的做,结果还是没人举手。巴克斯代尔说,先生们,看到了吧,百分之百,这就是垄断,这足够说明问题了。其次是“亚洲制造”效应,由于硅谷靠半导体和计算机硬件起飞,在七十年代它便聚集了很多半导体和计算机硬件的专家和工程师。同时,也促进了斯坦福大学和伯克利加大电机工程系的发展。这些人或者从仙童等第一代半导体公司跑出来,或者离开斯坦福和伯克利,开始了第二轮的半导体公司和计算机硬件公司的创业。其中的代表者包括开发和制造RISC处理器的MIPS公司,Sun公司和SGI公司,以及LSI等中大等规模的公司。这些公司大部分还是由美国人为主创办。在第二代公司中有大量亚裔的工程师和主管。他们通过第二轮半导体的创业,积累了财富和经验,其中一些人后来成为世界第三轮半导体公司创业的中流砥柱。等到有大量亚裔专家出来再创办半导体和计算机公司时,他们很容易将制造甚至设计部门移到成本比美国低很多的东亚尤其是中国台湾,而只在硅谷保留科研部门。这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包括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显卡公司Nvidia。其创始人黄仁勋,生于台湾,毕业于斯坦福,任职于LSI和AMD,然后创办Nvidia。这时在硅谷半导体时代创业最经典的例子。当硬件制造业移到台湾后,半导体业的整体利润就被大大地压缩了,从此改变了半导体和计算机硬件行业的游戏规则。于是以前的半导体公司为了竞争的需要都纷纷将工厂外移。到后来,大家发现一些低端的设计亦可以拿到台湾去做,硅谷的硅含量就越来越低了。bckbet体育平台1998年,苹果走投无路的董事会不得不把他们十三年前赶走的乔布斯请回来,执掌用乔布斯的话说“底下有个大洞的船”。在美国,董事会赶走一个公司创始人的情况虽然不常见,但还是发生过的。但是,再把那个被赶走的创始人请回来执掌公司,不仅以前没听说过,以后也很难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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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科技公司通常用很短的时间就达到了传统公司半个世纪才能达到的市场规模。英特尔和微软从上市起用了十年的时间确立了它们在微机领域的霸主地位,并达到百亿产值,而思科上市后只用了五年左右的时间就主导了网络硬件的市场,并达到百亿产值。Google更是在上市的第二年就超过了雅虎一跃成互联网的老大,第三个年头就进入了百亿俱乐部。赫德一上任就对惠普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首先裁撤了水平很高但是对惠普用处不大的研究部门。惠普的研究院历史久远,除了惠普自己早期的各个研究所,还包括从康柏继承下来的原来DEC的研究院。后者曾经是美国仅次于IBM研究院的计算机研究院。惠普研究院包括有图灵奖得主在内的许多著名科学家。但是,既然惠普已经成为了一个家电公司,那么养这么多科学家的必要性就不大了,因此赫德果断地裁撤了该部门。同时,赫德对其它部门也进行了相应的瘦身,惠普一共裁员一万五千人。同时,为了减少动荡,赫德基本维持了公司2004年的架构,即分成服务业(TSG)、个人电脑(PSG)和打印设备(ISG)三个主要部门,(当然还有一些小的独立部门)。佩奇的原话我已经记不清了,大意是讲,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网景公司在微软捆绑推广自己的浏览器IE后,注定难逃破产的厄运。当然,微软这种非常规的竞争方法很厉害,但是,网景公司也有自己的问题,否则它有可能在微软的压力下生存并发展。网景公司在它的浏览器畅销到网络用户时,没有居安思危,它没有注意去控制互联网的内容,这样一来它失去了保护自己和反击微软的可能性。本来它最有可能成为雅虎。bckbet体育平台IT领域的这种特有现象,在传统工业中很难看到。在石油领域,尽管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每年有高达四千亿美元的营业额和同样高的市值,它在世界石油市场连10%的份额也占不到。在汽车工业中,无论是昔日的霸主通用汽车还是新科状元丰田汽车,近三十年来也从来没有占有过世界市场的20%。在金融、日用品、零售业等诸多领域也是如此。因此在这些领域并不存在一个主导公司,各个竞争对手之间应该说是各有千秋。

为了降低风险,一轮风投基金必须要投十几家到几十家公司。当然,为了投十家公司,基金经理可能需要考察几百家公司,这笔运作的费用不是个小数,必须由有限合伙人出,一般占整个基金的2%。风投公司总合伙人为了挣钱,还要从有限合伙人赚到的钱中提取一部分利润,一般是基本利润(比如8%)以上部分的20%。比如某个风投基金平均每年赚了20%的利润,总合伙人将提取(20%-8%)×20%=2.4%,外加2%的管理费共4.4%,而有限合伙人得到的回报其实只有15.6%,只相当于总回报的四分之三。因此,风投公司的收费其实是非常高昂的。从MCI和Sprint带来的销售额增长几乎是一次性的。华尔街在预测朗讯盈利时,已经把这笔收入计算进去了。朗讯的股票要继续增长,它的销售额和利润就必须不断超过华尔街的预期。(注:一般来讲,一个公司当前的股价,已经反映了当前和几年后的盈利能力。如果想让股价快速增长,公司的盈利就必须高于大家的预期)朗讯其实根本做不到这一点。为了能支撑得住一个高股价,朗讯走了一步后来被证明是败笔的险棋。在互联网泡沫时代,有无数的中小公司在兴起、大公司在膨胀,朗讯决定“促销”它的电信设备。具体做法是由朗讯借钱给各公司来买朗讯的设备。只要设备运出朗讯,它就在每季度财务报表中,计入销售额。如果仔细读它的财报,人们可以发现朗讯总有一笔很大的"应收款项",这笔钱其实从未进到朗讯公司。到了两千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后,借钱买设备的公司统统倒闭,朗讯的这笔"应收款项"一下子变成了净亏损。2001年,朗讯公司不得不关闭贝尔实验室的几乎全部研究部门。只是象征性的留下了一两个实验室,以保住贝尔实验室这块招牌。这次裁员,使得世界上很多一流的科学家失业。朗讯由苟延残喘了几年终于被法国的阿尔卡特并购。并购时的市值还不到1996年上市时的水平,只有它自己峰值时的二十分之一。今天,贝尔实验室的牌子还在,只是联系地址已经到了法国。1983年,乔布斯说服了百事可乐公司的总裁斯库利(JohnSculley)到苹果出任CEO。斯库利以前在百事可乐工作了十几年,并成功地推广了百事可乐的品牌。以前,人们普遍认为可口可乐就是比其它的可乐好喝。斯库利发现大家有先入之见,他采用了双盲对比评测—发给大量测试者两瓶没有标签的可乐。结果更多的人认为百事好喝,斯库利打赢了市场之战。乔布斯请他来为苹果开拓市场,并负责苹果日常工作,自己则退出第一线专注于麦金托什的技术。如果说斯库利是统筹全局的宰相,乔布斯则是运筹帷幄的元帅。最近,随着Google基于Android开源操作系统的智能手机问世。世界上最大的手机厂商诺基亚宣布它可能会开放它智能手机的操作系统Symbian。但是,我个人预测诺基亚这件事做不成,或者说做不彻底。它会开放一些源代码,目的是让别人为它做软件,而不是帮助别人做兼容诺基亚的手机。因为选择后面这条路,就断了它自己的财路。诺基亚和微软不同,后者本身不做手机硬件,靠单纯卖手机操作系统挣钱,世界上采用它的操作系统的手机商家越多越好。诺基亚在手机领域相当于二十年前苹果在微机领域一样,归根结底还是要靠手机本身挣钱,别的牌子的手机卖多了它自己的就卖少了。这也是由于诺基亚作为手机厂商的基因使然。Google则不同,它从来没有想去挣硬件的钱,而只是希望人们通过硬件来使用它的搜索。因此,它希望采用它的Android手机操作系统的制造商越多越好。由于诺基亚和Google的基因不同,商业模式不同,在手机领域的做法就会不同,当然最后的结果也会不同。

当然,有些人会觉得我把现在全世界营业额最高的计算机公司(今天的惠普营业额仍然比IBM高)说成是前景黯淡的昔日黄花有点危言耸听。但是如果看看下面两张图表,就不难看出其中的道理。KPCB另一个特点就是合伙人知名度极高、联系极广,除了活跃的投资人约翰多尔和布鲁克-贝叶斯(KPCB中的B),还包括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前国务卿鲍威尔和太阳公司的共同创始人BillJoy等人。KPCB利用他们在政府和工业界的影响,培养新的产业。比如鉴于戈尔同时担任了苹果公司的董事,KPCB专门设立了一项培养苹果iPhone软件开发公司的一亿美元的基金。考虑到今后全球对绿色能源的需求,KPCB又支持戈尔担任主席的投资绿色能源的基金,并且专门集资四亿美元建立了专门的基金。KPCB通过这种方式,在美国政府制定能源政策时施加影响。KPCB的这种做法是一般风险投资公司学不到的。针对复杂指令的处理器的上述两个不足之处,八十年代,计算机科学家们提出了基于精简指令集的处理器设计思想,其代表人物是现任斯坦福大学校长、美国科学院、工程学院和文理学院三院院士轩尼诗(JohnHennessy)教授和加大伯克利分校著名的计算机教授派特森(DavidPatterson)院士。精简指令系统只保留很少的常用指令并将一条复杂的指令用几条简单的指令代替。基于精简指令集的设计思想是计算机发展史上的一次革命,它使得计算机处理器的设计得到很大简化,同时由于精简指令集的处理器可以保证每条指令执行时间相同,处理器内各部分可以很好地流水作业,处理器速度可以比同时期的基于复杂指令的处理器要来得快。精简指令集的处理器包括很多工作站的处理器和现在最快的SonyPS/3游戏机的微处理器PS/3-Cell。我和李开复以及许多优秀的管理者探讨过为什么一个公司进入成熟期以后,很难在新的领域获得成功。最后的结论是,一个在某个领域特别成功的大公司一定已经被优化得非常适应这个市场,它的文化、做事方式、商业模式、市场定位等等已经非常适应,甚至过分适应自己传统的市场。这使得该公司获得成功的内在因素会渐渐地、深深地植入该公司,可以讲是这个公司的基因。当这个公司在海外发展分公司时,它首先会将这基因带到新的地方,克隆出一个新的公司。微软在中国的分公司一定还是微软的风格,中国的谷歌一定继承了Google的文化。同时,它们又都像美国公司,而不是日本公司。类似地,当这个公司开拓新领域时,它也会按照自己的基因克隆出一个新的部门。遗憾的是,适应现有市场的基因未必适合一个新的市场。

创新必须依靠技术实力。和Google一样,基因科技也是世界上单位办公面积博士密度最高的公司。就连它的七名董事中都有五名博士,九名执行官中也有六名博士。基因科技里的科学家在同行中是佼佼者,在公司内部地位也很高。基因科技是我读过的上百个大公司年度报告中唯一介绍其所有资深科学家(StaffScientists)的公司。当然,技术只是保证公司成功的诸多必要条件之一,但远不充分。要保证创新,公司的体制非常重要。这就如同一个国家,它的体制决定了它的发展。在传统的制药公司辉瑞制药,它是一个从日用品(这个部门最近卖给了强生公司)到最赚钱的药什么都做得巨无霸医药公司,它在全美国最赚钱的十个药中占有四席,它每年用于新药的研发经费也高达八十亿美元,足足是基因科技的四倍,但是它的研发效率却是主要医药公司中最低的,它那些挣钱的药主要是靠购买专利获得的,而不是自己开发的。(因为FDA设置的门槛,一个大学的研究室和小公司很难拿到FDA的许可证,所以采用将专利卖给大制药公司的做法。)这倒不是辉瑞科学家的水平不如基因科技,也不是他们不够努力。只有公司体制好,像辉瑞这么有钱的公司不愁找不到最好的科学家,只有有一个良好的知识转化成技术再成产品的有效途径以及公平的分配制度,不愁这些科学家开发不出好药。遗憾的是辉瑞旧式的体制恰恰做不到这一点,而基因科技完全按照IT公司的模式经营,却做到了这一点。当时IBM为了以最快速度推出PC,连操作系统都懒得自己开发,而是向其他公司招标。IBM先找到了DR公司(DigitalResearch),因为价钱没谈好,只好作罢。盖茨看到了机会,他空手套白狼,用七万五千美元买来的磁盘操作系统(DOS),转手卖给了IBM。盖茨的聪明之处在于,他没有让IBM买断DOS,而是从每台IBMPC中收一笔不太起眼的版权费。而且,IBM和微软签的协议有个很小的漏洞,没有说清楚微软是否可以将DOS再卖给别人。盖茨后来抓住了这个空子,将DOS到处卖,IBM很不高兴,告了微软好几次。因为在大家看来这是以大欺小,IBM得不到别人的同情,从来没有赢过。(在美国,以大欺小的官司常常很难赢,而且即使赢了,也不可能得到太多的赔偿,因为小公司没有什么油水可榨)。IBM原来认为PC机赚钱的部分是几千块钱的硬件,而不是几十块钱的软件,后来发现满不是这么回事。由于兼容机的出现,IBM沦为了众多PC制造商之一,利润受到竞争的限制。而所有微机的操作系统只有一种,虽然每份操作系统现在还挣不了多少钱,将来的前途不可限量。显然,微软已经占据了有利的位置。因此,IBM决定和微软共同开发微机的新的操作系统OS/2,共同来开发微机的软件市场。如果是别人,也许就乐于当IBM的一个合作伙伴了。但是,盖茨可不是一般的人,他的心志非常高远,他不会允许别人动微机软件这块大蛋糕,虽然此时的微软的规模远没法和IBM相比。盖茨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一方面和IBM合作开发OS/2,挣了一点短期的钱,另一方面下大力气开发视窗操作系统(Windows)。当视窗3.1研制出来的时候,微软帝国也就形成了。十几年后,硅谷一位最成功的CEO讲,凡是和微软合作的公司,最后都没有好结果。IBM也许是其中第一个吃亏者。bckbet体育平台在计算机处理器业务上,摩托罗拉经过多年的努力,还是最终败给了英特尔。摩托罗拉和英特尔之争在前面已经提到,我们就不再赘述了。值得强调的是,从一开始直到几年前摩托罗拉把它的半导体业务卖掉,摩托罗拉在处理器技术和产品性能上从来没有输给过英特尔,但是在商业竞争中,光有技术显然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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